近半个世纪，中国先后经历了三次离婚浪潮，第一次浪潮是建国初期，一批进城的干部与农村的“糟糠之妻”离异。“据统计，此次离婚浪潮中61．2％的女性后来终身未嫁，28％的女性因已怀有身孕而住进城里的前夫家当保姆，当‘姐姐’。”第二次浪潮是在文革及知青返城时期，遭受政治株连的配偶为了个人或子女的前途和生活而离婚；知青为了扫除返城障碍，与在农场或农村的配偶离异。第三次浪潮是在第二部《婚姻法》颁布之后的1981年，那些在旧《婚姻法》的束缚下苦苦挣扎几十年的怨偶终于分手。《婚姻法》的修改带来了一场婚姻革命，从此中国超稳定的婚姻局面被打破。
据资料表明，如今离婚的原因为：婚外恋、双方经济收入悬殊、性不和谐、家庭亲缘关系处理不善等。
在姜大生结婚的19年里，他想了18年离婚。当时他图的是她长得漂亮，另外她还是地委副书记的独生女。
婚前他就发现她脾气不好。一次约会，他晚去了15分钟，她竟把他的自行车从桥上扔进了河里。不过，事后她不仅向他道了歉，还给他买了一辆新的。他没想到的是婚后她粗暴凶悍。他父亲去世时，他想喝酒，她不让，拿起了酒瓶子把他的脑袋打了个大口子，到医院缝了十多针。还有一次，她和他吵了起来，正在剁排骨的她操起刀就要剁了他，吓得他拔腿就跑。
妻子通过父亲的关系将姜大生从干事提为农委副主任、主任、副县长、县长。她发脾气就说：“我能把你弄上去，也能把你弄下来。”为此，他曾向领导提出辞去官职，到农研所搞科研，结果不仅官没辞去，反而又提了半格。
这18年对他来说，虽然很漫长，但是一想到女儿早晚要长大，他终有一天要离婚，他也就像躲在山洞里的“喜儿”见到一缕阳光，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。他就是靠这缕阳光活下来的。
1999年，女儿考取了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，他把离婚协议书交给了妻子。她两眼一瞪，“好你个没良心的，老娘把你从干事提到了县长，老娘人老珠黄了，你官也做大了，花花肠子就出来了，想离婚没门！我告诉你姜大生，你若惹恼了老娘，老娘让你们一家人头落地！”
姜大生一听傻眼了，他知道她说得出来就做得出来。那缕阳光没了，他自杀了。
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吴晓芳
从人民法院审理的离婚案件分析，当前离婚案件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、新问题。
1．离与不离的问题不再是争执的焦点，离婚率仍在上升。
过去，在法院审理的离婚案件中，一方坚决要求离婚，另一方无视婚姻关系已经破裂的事实，寻死觅活不离的情况时有发生。现在这种情况少多了，不想离婚的一方也都明白了“强扭的瓜不甜”、“留住人留不住心”的道理，已认识到，离婚不一定都是坏事，两个好人也不一定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，关键是看彼此是否合适。
从法院受理的一审离婚案件数量来看，1990年，81万多件；1991年，86万多件；1994年，103万多件；1997年，124万多件。1998年以后，呈略降趋势，而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案件相对上升。原因是民政部新的“婚姻登记管理条例”实施以后，不再承认事实婚姻。离婚率逐年上升是无法否认的事实。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：“离婚率比美元还坚挺。”
从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的情况来看，判决不准离婚的占一定比例，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并不理想，绝大多数被判不准离婚的当事人在6个月后再次起诉离婚。
我想，在21世纪，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时，关注的将是如何把财产分割得更公平、如何使子女抚养问题处理得更圆满。至于离婚判决，只要一方坚决要求离婚，就应尽量作离婚的调解工作，而不会硬性判决不准离婚。
2．夫妻财产状况发生很大变化，使审理的难度加大。
如今，夫妻共同财产的数量发生较大变化，有的高达上千万元人民币，在离婚案件中，如何分割财产是摆在法官面前的难题。在有的离婚案件中，丈夫常年在外经商，收益可观，妻子估计夫妻共同财产有上百万，可就是举不出充分的证据。丈夫在法庭上出示一摞借据，说自己经商亏损，不但没有钱，反而有一大堆债务等着妻子来还。如法官无法查证，那么妻子只好被迫吃亏。针对这个问题，一些法官建议在修改《婚姻法》时增加过错方赔偿制度，让那些既有外遇又查不清共同财产的一方对无辜的一方进行赔偿。
3．争养独生子女现象增多，在判决书中要求明确探视权问题的增多。
许多离婚案的当事人拼死争夺孩子的抚养权。孩子只有一个，究竟判给谁呢？令法官头痛。
1993年11月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离婚案件中抚养子女的司法解释出台，这个司法解释有一条关于协议轮流抚养子女的规定，即离婚案件的当事人可以在有利于子女利益的前提下，协议轮流抚养子女。这条规定无疑可以缓解争养子女的矛盾，按照轮流抚养子女的办法，子女可以得到完整的父爱和母爱，父母也都可以享受天伦之乐。但是，这个司法解释的适用性是有限的，只局限于协商解决，法院不能硬性判决，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执行问题。
现在不少当事人要求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对子女的探视问题。过去我们总强调一方有付扶养费的义务，而忽视了其探视子女的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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